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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国荣的文化标记—接纳与抗拒之间

　　张国荣是一代香港人的文化标记，他的离别除了令万千歌迷影迷伤心欲绝外，也令香港的文化褪色了。


　　挑战既定性别价值

　　我听到哥哥去逝的消息后，不禁想起早年张国荣参加歌唱比赛所唱过的《American Pie》这首歌本是Don McLean纪念一代美国摇滚音乐乐手Buddy Holly而唱的，歌曲其中的一句The day the music die正好形容McLean听到Buddy Holly死讯的心情，更可形容我对哥哥逝世的感觉。然而，Buddy Holly与张国荣的离去，对文化的影响和意义有所不同。在美国，代表青少年反叛意识的摇滚乐，反而因摇滚乐手Holly的死而抬头，后来更成为社会锐不可挡的潮流。然而，在香港，张国荣死后，恐怕再没有一个巨星能以自身成为一种文本(startext)，以个人的文化影响大环境和社会的论述。似乎没有其他人能代表张国荣去延续一种另类文化。

　　张国荣最突出的文化记号是他公开双性恋的身分，他没有意图隐瞒，反而公开向伴侣表明心迹，这般行径或已令香港不少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敬仰。在文化的角度，他也代表了一种挑战既定社会性男性价值的标记。


　　保守的香港媒介

　　有人说，香港是个多元化的都市，我并不认同。纪念张国荣的报道和特辑，只轻轻几句带过张国荣的性倾向，以“对性观念有争议性”几只字交代了张国荣几部如《霸王别姬》、《金枝玉叶》和《春光乍泄》的电影。至于有关张国荣的双性恋意识和文化标记，传媒没有进一步阐释，也没有认同，只用“好朋友”称呼他的伴侣。当然，张国荣作为万人偶像，传媒一定赋予他崇高地位，不会作批评和抹黑，但对于他的同性恋或双性恋文化，却没有详细分析，甚至是只字不提。香港媒介这种“保守”作风，与香港整体的王流文化可谓一脉相承。

　　在一般文化论述、语言和修辞(rhetoric)裹，社会精英和学者可能不排斥一些另类文化的涌现，反而，利用这些论述以宣扬香港文化的包容性，但在实际机构(包括传媒、学校和商业机构等)的体制和运作层面上，仍视同性恋为一种禁忌，间接反映出香港文化对非主流性别观念的内在排斥性。


　　后张国荣年代

　　或许，在“后张国荣”年代，传媒再没有准备接受同性恋或双性恋文化，如果“张国荣”年代是一个以围绕他作为明星的文化解放和对主流的抗战，“后张国荣”年代可能是一种“后现代主义”的年代的缩影，在“后现代主义”的年代，一般人要抗衡社会主流文化，要寻找自己同，只有在新空间(new spaces)和地道的(local sites)才能抗拒主流的话题、论述和认同。

　　要在大众文化、传媒或公共空间上再次看到如张国荣的非主流的性的观念和形象，机会可能愈来愈少。就算偶再发生，这些另类文化只可依附在王流商业作品上作陪衬和闲角，另类文化的主导地位在“后张国荣”年代并不复再。就等如现在大部分观众要经过主流歌手Madonna，唱完《American Pie》，大家才能听到这首歌曲内的歌、调和感情，但大部分现在听的《American Pie》人已感受不到当年代表摇滚、反叛、非主流文化的意识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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